星空堂 | 许钧：在平凡中追求卓越——高校外语教师职责与外语学科建设

作者简介

许 钧

      许钧，1954年生，浙江龙游人，文学硕士，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馆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第七届外国文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并担任META、《外语教学与研究》、《中国翻译》等20余种学术刊物编委。译著《追忆似水年华》（卷四）《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诉讼笔录》及著作《翻译论》《翻译学概论》《傅雷翻译研究》等作品多次获国家与省部级优秀成果奖，1999年获法国政府颁发的“法兰西金质教育勋章”，2008年和2010年两次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发的“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称号，2011年获宝钢教育基金全国优秀教师特等奖。2015年被江苏省委、省政府授予“江苏社科名家”称号。

在平凡中追求卓越

——高校外语教师职责与外语学科建设

许 钧

摘要:当前国家非常注重外语人才培养，这对外语学科建设而言无疑是很大的机遇。外语人才培养与外语学科建设离不开高校外语教师的深度参与，需要我们在以下七个方面尽到自己最大的努力：（1）要有明确的定位；（2）要有真正的热爱；（3）要有持续的积累；（4）要有探索的精神；（5）要有交流的意识；（6）要有服务的精神；（7）要有宽广的胸怀。

关键词:高校教师职责；外语学科建设；外语人才培养

      我们外语学院今天召开这个论坛，刚才说得很清楚，就是交流。我这一辈子都在和外语打交道。回想起来，从1975年1月毕业到今天，已经有四十六七个年头了，做的工作和大家一样，我觉得高校教师的工作性质基本是一样的。全国有一百八十余万人从事这个工作，都很平凡。刚毕业的时候，我们是要求每天坐班的，没有任何科研要求，也没有任何服务社会的要求，所以我每天就是上班、备课、教课。这确实是一项很正常也很平凡的工作。

      我今天想和大家做一个交流。我们作为高校的外语老师，无论是英语、法语、俄语专业的，还是西班牙语、日语、德语专业的，我觉得我们做的工作都很平凡，但是我认为在平凡的工作当中，每一个行当都可以做出一点不平凡的事情。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我们如何在平凡中追求卓越。

      我和我们学院的老师有很多交流，从年长的，如聂珍钊老师，到刚刚入职的30来岁的年轻教师。跟大家见面时，我常常看到他们脸上的微笑，似乎大家对当下的工作都是满意的。但是在交谈当中，我发现大家有很多的压力，有的是教学方面的压力，要承担很多门课。我们可以想一想，一周十几个小时的课，要教好五到六门不同类型的课，甚至在不同的学年要开设与承担不一样的课。有位老师曾告诉我，自己先后承担过13门不同类型的课程。我当时就提出一个疑问，13门不同类型的课程就是13个不同的领域，高年级、低年级的精读课或是语法、翻译、国情文化课等。面对这样大量不同的课程，如何才能教好呢？我也遇到学院里的多位“百人计划”研究员，我经常到他们的办公室看一看，我发现有些研究员天天都在办公室，早上七点多就到了。在交流中，他们说浙大的平台很好，但压力很大。这种压力来自哪里呢？ 

      在此，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在当下，要建设我们整个外语学科，要把我们浙江大学外语学科建好，我觉得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需要有人去上课，有人去做科研，我们要为浙江大学的“双一流”建设做贡献，为社会服务，为国家战略服务。这里首先有一个矛盾，就是我们内在的追求和外在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多年来，我一直努力不让内在的追求与外在的要求产生矛盾、冲突，而是让它们形成一种互动，产生一种动力。大家都知道，在各个不同时期，外在的要求不太一样。在高校里，我们交谈时听到最多的词就是“这不算”“这没用”。这个就是外在的要求，外在的评价标准。比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编教材不算，编词典不算，翻译不算。这涉及评价一位教师学术水平的标准，评职称的某些要求仿佛成了评价老师工作的铁的标准。所以，有的时候译著不算，教材不算，那写论文有用吗？写论文有用，但是还有人说这也没用，因为论文没有发在SSCI或SCI刊物上面。这样一来，有了“不算”和“无用”，这种外在的要求与我们很多老师，特别是那些有不同特长的老师、承担不同任务的老师的内在追求发生了明显的冲突。在这种冲突当中，内在的追求是自己的兴趣，是一种强大的动力，有时候甚至成为一种信念来做支撑。然而，外在的要求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有时候，我们在工作中会觉得非常痛苦，那是不被认可的痛苦，正是这种痛苦引起了大家不同的思考。从我个人角度来讲，如何化解这种矛盾，让自己内心的追求与外在的要求达到平衡，形成互动，并且赋予动力。这就是我今天特别想和大家交流的问题。

1. 要追求卓越，必须有目标和明确的定位

      我觉得，作为一名老师，我们都生活在一个集体中，更准确地说，我们都存在于一个教师的集体当中，存在于一个学术共同体当中。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人都不是孤独的个体，他要融入共同体，融入我们的外语学院。但是融入之后，千万不能失去自我。因此，我认为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有明确的定位。没有明确的定位就不可能有明确的追求目标。我觉得这种定位是多层面的。首先，我们每一个老师应该对我们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目前的七个专业和四大方向有充分的了解。这几年，我们中国的外语学科取得了长足的发展。2013年，我在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时，教育部委托我们重新编制外语学科目录，我们感觉外语学科迎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契机。传统的外语学科主要是语言学和文学。在2013年的第六届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工作会议上，我们前瞻性地把外语学科的两大方向拓展为五大方向。如今看来，这五大方向拓展了我们外语学科的内涵，比如从语言学、文学到翻译学，再到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国别区域研究。更重要的是，它对我们国家的战略、对我们外语学科的人才培养、我们外语学科的科学研究、外语学科的社会服务意义重大，有着非常广阔的发展天地。

      应该说，目前我们学院已经形成了三个非常稳定的方向。我认为，我们的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非常强大，我特别羡慕学院的语言学团队，他们为我们学院的学科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我们的科学研究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他们在科学研究上可以比肩国际许多知名高校。在我们国家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中，浙江大学的语言学研究，我认为是具有引领性地位的。我们的文学研究这几年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在文学理论的创建和国际学术平台的打造上，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就。我们的翻译学研究，正在从队伍建设中开始，一步步、慢慢地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各个方面迈出了新脚步。当然，我们现在还在做其他方面的工作，比如说我们的“国精班”，这项工作与我们的国别区域研究有结合，与跨文化研究也有结合。另外，在学校的“亚洲文明学科汇聚研究计划”中，我们也正在努力。我觉得，我们每一位老师，无论从事哪一项工作，都要有一个定位，要在这几个方向中给自己找定位。我觉得大部分老师的定位是很明确的，但是也有一部分老师似乎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如果你没有找到，说明在我们的学科建设方面，你的工作可能就有所欠缺，就可能没有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我想说，所谓的“卓越”，首先是一种态度，是一种参与。这个定位，让我们每个人有了非常重要、明确的学术定位和学科方向定位。

      总的来说，新人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他们一进校目标就很明确了。有些人经过博士阶段的学习训练，方向非常明确，但问题是我们还有第二个定位。我觉得，第二个定位有个外在的要求，即我们现在常说的学科评估。对于学科评估，我们有不同的认识，也有不同的评价。但就我个人的理解和体会，这么多年来，对学科评估的要求越来越科学。我跟教育部相关负责同志说，中国建设“双一流”大学不应该只采取西方的标准，就是以所谓的纯科学的数据为导引。哈佛的教育是世界第一流的，但是，这样的一流大学，为什么会对中国学生有歧视？为什么在有些科学研究领域、有些专业要排斥中国学生呢？这里除了学科建设、学校建设的所谓科学标准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因此，我们的国家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时，应该有自己的评价标准。没有这样的标准，就不可能有北大第一或者浙大第一，我们永远只能跟着西方高校跑，最多只能做哈佛第二。

      从这五次学科评估情况来看，我觉得我们每一个老师恰恰可以让评估的要求与自己内心的追求形成一种合力，因为在整个评估当中，有四个大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是人才培养，二是科学研究，三是队伍建设，四是社会服务与学科声誉。那我们的学科声誉建立在哪些方面呢？首先，学科声誉与学校平台本身相关，浙大外语学科的学科声誉做得再好，都很难在一时之间超过北大，哪怕在某一方面，我们实际上或者说我们正在超越。当然，浙大目前在全国的地位，尤其是工科、农科、医科，还是比较高的。另一方面，我们的学科声誉要依赖我们浙江大学这所百年老校，更重要的是，要依赖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老师。学科声誉还体现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个方面。我觉得，我们每一位老师的第二个定位就是明确我们的任务。我们应该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这三个方面做出贡献，这一定位非常重要。因为在高校，如果你总做科研，在人才培养方面不做工作，那你就丢失了根本。我们的科研、人才培养不是空的，是为社会服务的，为了我们民族的复兴，为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二者紧密相关。

      如果说在前面的五大方向或者说我们学院的四个方向建设中，你有了明确的定位，那么在第二个层面，我觉得你应该积极地参与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二十多年前，当时我还在南京大学，就提出每位老师要能上好一门课，要能做好一点科研，要能为社会提供一点服务。实际上，对每位老师来说，如果只是做教学方面的工作，忽视了科研和社会服务，或者只做科研，忽视了教学和社会服务，我觉得都是不够的。每一位老师应该在这三方面主动承担相应职责。应该说，我很早就有了这样一种定位意识。首先是不满足或者不限于学校的要求，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

     比如说，在我二十来岁刚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人要求你发文章，也没有人要求你做什么，只要备好课去上课就可以了，而且我当时工作的军队院校要求是很严格的，那时候也没有人教我做翻译，做科研。但是我在备课中遇到了很多语法问题，解决不了，请教同事也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所以我只能去看书。早期我就看了很多语言学理论、语法方面的书，看多了就会有想法。比如，有些地方跟我们的教材说的不一样，我就会找杂志去看别人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然后结合自己在国外留学时学到的知识尝试去写文章。那个时候还没有人教授如何写学术论文，也没有单位要求写学术论文。我1976年去法国留学，1978年回国后就开始写文章，一写就写了六、七篇，投出去又退回来，反正那个时候没有压力。但是慢慢地，在投与退的过程当中，就懂得了学术是一种交流，你要关心自己的问题，同时也要关心别人的问题，更要让自己关心的问题成为别人关心的问题。如果能够达到这一步，你就有“门”了，可以写文章了。我记得自己的第一篇小文章发表在《外语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4期上，那时我还是一名二十几岁的青年教师。当时《外语教学与研究》复刊不久，在上面发表文章的都是很有名的学者，比如许国璋先生，还有广外的老校长等。我不满足于备课、上课，对这中间遇到的问题进行探究，就会产生一种动力，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习惯。我在读从法国带回来的优秀小说时，产生了一种冲动，想把它翻译过来，于是就开始做翻译。一开始觉得中文不够好，就翻译了一些东西练笔，请中文好的老师帮我修改，从中学习。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不断追问和探究，使自己有了一些新的追求。

2. 热爱本职，善于积累，勇于探索

      我觉得有了一个定位之后，第二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有真正的热爱。说起来教师这个职业很崇高，但是在这份崇高当中，有没有加入我们自己真诚的热爱，也非常重要。人有了热爱，就会有兴趣，就会投入激情；有了热爱，就不会有太多的抱怨；有了真正的热爱，就会舍得花时间，舍得用心。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我们每做一件事，都要在平凡当中做到卓越，没有这份热爱，是万万不可能的。我大学毕业四十六七年了，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很热爱这份工作，特别热爱法语，也特别热爱翻译，因为有了爱，才有可能真正的投入，才有可能真正地专心去做。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每一位老师可以去追问一下自己，你对目前这份工作是当成一种负担还是带着一份热爱去做的？我觉得两者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我发现，很多老师把他们的爱投入到教学当中，他们关心学生、热爱科研工作、热心社会服务。

     第三，我觉得要在平凡当中走向卓越，我们一定要有持续的积累。人生在各个阶段可能都有某个目标，比如很多老师说我什么时候博士毕业，什么时候要把副教授拿下来，什么时候要把教授拿下来，这都是目标。目标在哪里？怎么去实现它？除了前面提到的定位和热爱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积累。在每天看似平凡、不断重复的工作当中，我们实际上也是在不断地积累。人一点一点长大，学问也是靠一点一点积累的。我自己工作了这么多年，我觉得尝到的最大甜头就是积累，开始的时候可能不起眼。比如有人说我做了很多的翻译，我确实做了很多的翻译，可能现在加起来都有一千万字了。很多人就问我，许老师你这么多东西是怎么翻译出来的？我就告诉他，这几十年来，我每天至少要写一千字或者翻译一千字，我们可以算一下，每天一千字，一年就是三十多万字，十年就是三百多万字，40年就是一千二百到一千三百万字。我毕业47年了，应该在一千四百万字左右。如果加上著述，差不多就是这个数字。我不是在跟大家数数，而是想告诉大家，这是靠每天一千字，不断积累起来的结果。这项工作是雷打不动的，哪怕生病，哪怕过节，每天我都在坚持完成。我觉得这就像一门功课，就像舞蹈演员压腿，京剧演员每天吊嗓子一样。做学术的，也要有这份坚守，这份积累特别重要。这种积累就意味着坚韧不拔、坚持不懈。这个词对我来说，它是活生生的，它跟我血脉相连，它跟我有肌肤之亲。比如在教学当中，我很早就定位要做翻译教学，于是就把教学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和论文指导连成一线，做长期的积累。我上翻译课，教本科三四年级学生法汉翻译。通过翻译的教学相长，自己积累了很多经验，将这门课建设成了省一流课程，还出版了本科阶段的《法汉翻译教程》。不仅如此，我给研究生上翻译理论课出版了《当代法国翻译理论》，给MTI和翻译学硕士上翻译通论课又出版了《翻译概论》教材。这些结合教学实际、靠长期积累编写的教材，都得到了业内较好的反应。《当代法国翻译理论》成为全国研究生指导用书，这是教育部统一评的。《法汉翻译教程》被评为教育部精品教材。《翻译概论》最近又被评为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一等奖。我从未想过评奖，我只是把教学当中的一些思考和教学中遇到的问题融入教材编写，希望能够贴近教学，为教学服务，从而提高学生的能力。同时，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在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培养阶段都获得了积累。先后有五个本科生获得了省本科论文设计一等奖，多位硕士获省级优秀硕士论文奖，还有两位博士的论文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这些成果来之不易，主要是靠积累。因此，我觉得每位老师在教学中都要有所积累。

      第四，我觉得要有探索精神。一个人在一生中会遇到不少问题，遇到问题就要去思考、探索。比如我在翻译当中遇到了问题，感觉翻译得不好，就去读傅雷的译文，通过阅读，有了很多想法，慢慢开始研究傅雷，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后来又做了傅雷翻译研究的课题，写了专著，这本书后来获得了教育部全国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我在自己研究的同时，又带领学生去做，我的一个博士做傅雷的翻译研究，拿了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还获得了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我在翻译《追忆似水年华》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不可逾越的障碍。这些障碍是怎么形成的？在翻译上提出了怎样的挑战？我们如何克服？对此，我展开思考，进行探索，又写了《文学翻译批评研究》，该书在1992年出版。出版30年后，这本小书竟然获得了“许国璋外国语言研究”二等奖，这对我来说是一份肯定。

3. 要有交流的意识，服务的精神与宽阔的胸怀

      现在讲第五点，我们需要有交流的意识。我们要追求真正的卓越，首先应该认识到卓越是在一个群体当中展现出来的。它既是对自己的一份超越，不断进取，同时又要在各个方面都起到一种引领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了解别人，向别人学习，这就特别需要有一种交流的意识。交流意识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都十分重要。我强调交流是因为我觉得在别人身上可以学到好的东西。比如，我们学院的老师各有所长，我诚心诚意地向他们学习。我羡慕刘海涛教授的“高被引”，具有国际学术影响力，因为我们做翻译的很难做到，但他是一个标杆；我羡慕有的老师创建了理论，我要向他们学习；我羡慕从事外语能力测试研究的老师，他们的研究世界领先。我也羡慕很多年轻人，有的在中世纪文艺复兴研究方面获得了国际同行的称赞。通过交流，我看到大家的长处，但更重要的是不能光看到别人的长处，更要自己努力。我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就成立了南京大学研究生翻译学会，在1987年5月举办了中国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学术研讨会。在1987年之前，没有什么翻译学术研讨会，那是中国的第一次。后来我又成立了南京青年翻译家协会，我那时还是一个讲师，竟然自命为翻译家，在里面当会长。我当时跟一些老前辈解释说，我们不是翻译家，我们是青年翻译家，主要向老一辈翻译家学习，希望青年翻译家团结起来，共同进步。当初协会的成员现在都很厉害，有两位少将，学校领导也不少，还有一些知名学者，如王守仁、程爱民、张杰等。我们都是在南京青年翻译家协会中一起成长起来的，大家相互交流，相互学习。我还和浙江大学的同事们一道成立了中华译学馆。我认为国际、国内之间的交流都特别重要。当你认为有必要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我们的交流，会不断地向外扩大。从国内同行的交流慢慢扩展到国际同行的交流。交流往往由互不了解开始，走向深入的了解和信任。1989年，中国出版了《追忆似水年华》，我觉得这部书能够在中国翻译出版，说明我们中国法语界的能力与重要性，所以，那个时候我迫不及待地想跟法国人交流，要把这个消息、这部名著的汉译价值和意义告诉法国人。我当时异想天开，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报纸。我就想写一篇文章，发表在法国最著名的《世界报》上，目的就是为了交流，向世界展现我们中国法语界、翻译界的成就以及中国学界的学术动向，引起他们的关注。我当时是军人，不能给外国媒体投稿，于是就请南大的老师帮忙把这篇文章投了出去，后来发表在《世界报》上。法国著名汉学家艾田蒲看到这篇文章之后和我联系，请我把这篇文章进一步充实一下。后来这篇文章又发表在法国的《文学半月刊》。

      中国的翻译研究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西方不了解中国。不是我们中国人没有水平，是因为我们的语言问题，我们可以看法语，我们可以看英文，但是英语国家的学者看不懂中文，所以说中国没有进入世界，不是我们的问题。为什么一定要英语的才算是世界的呢？法语的就不是？汉语的就不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西方人对我们的语言理论、翻译理论是不了解的。20世纪90年代的国内学界还不知道什么是SSCI，更不知道什么是A&HCI，也没人强调，我就给加拿大最有名的翻译杂志META写信，说现在都讲翻译理论，但是你们讲的都是西方翻译理论，不了解中国的翻译理论。如果是你们不想了解东方，说明你们就不是一本国际杂志；如果你们想了解但没有完全了解，说明还没有完全做到国际化，我希望我们中国的学者能够参与到你们的理论建设当中。我当时也是异想天开，问能不能做一个专号，就叫作Practice and Theory of Translation in China。一开始杂志并没有回复我，我就又写了一封信，提出了自己的计划。我还联络了王克非、申丹、王东风等学者撰写了15篇文章，其中法文的5篇，英文的9篇，从多个角度对中国的翻译实践与理论做了探索，一并寄给了他们。一年半之后的1999年，该刊推出了一期中国专号，这是非常少见的。作为专号主编，我拿到这期杂志后，心情非常激动，但是我当时并不知道它的分量。两个月之后，我国第一次发布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高校在SSCI、A&HCI发表论文的情况。北京大学位列第一，从1978至1999年的二十余年间共发表了不到100篇，南京大学排第三，有八十几篇，而我们的专号15篇文章都被A&HCI收录。那时，每一个学校每年也就一两篇文章发表在国际刊物上。现在我们浙江大学仅我们学院一年就在非常重要的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六十多篇。学术有个发展过程，到了一定的时候，国际交流与合作就成了一种必然。我希望每个人都要有一种交流意识，很多年轻人只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去跟别人交流，这样很难有发展。事实上，通过交流就会形成信任、了解、提升、互助。正是因为参与了交流，他们对你也信任了，所以META、Babel和法国的Forum等刊物都邀请我当编委。在座的很多老师都在国际刊物上担任编委，说明我们的交流现在做得非常好。

      第六，希望大家要有服务的精神。一个人要成为卓越的人，就要有卓越的品质，要甘于奉献。我们说服务，小到单位、教研室的服务，无论什么事情，我们都应该积极参与。如果谁都不参与，那就不是一个集体。其次，我们要做好社会服务，作为一个外语人，特别是翻译人，我觉得发现好东西就要奉献给社会。比如翻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本书给社会也带来了财富，目前发行量近300万册，码洋近一个亿，还有《追忆似水年华》等。这些译著和我主编的其他图书为社会提供了服务。我自己还参加了上海世博会的语言服务，当时吴仪任组委会主任，我受邀担任世博会组委会语言顾问之一。南京申办青奥会，我是申办报告法文版的主编；南京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学之都，莫言、勒克莱齐奥、毕飞宇和我一起担任顾问。我们浙江大学翻译团队在良渚文化遗产的申办过程中，也做了大量的服务工作。我觉得这些服务工作凸显了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大学老师的社会职责和担当。

      最后一点，我想我们应该有一个宽广的胸怀。我们生活在集体当中，应该互相谦让，互相包容。在追求卓越的过程中，要善于学习。从我个人这些年的经验来看，一个能看到别人长处的人，会让自己有学习的目标，有了新的标杆，就会不断去追求。今天在座的各位老师，我们都是自家人，我就把这七点跟大家分享。

      我年纪虽大，但我依然热爱外语，热爱翻译，热爱我们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这个集体，让我们一起努力！谢谢！

*本文系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研究重点委托项目“《翻译概论》学研结合教学模式探索”（编号TIJZWWT202001）的阶段性成果。本文系作者在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2021年高层学术论坛上的发言，由祝芳亚、枣彬吉、郭晓华等整理成文字，特此致谢！

引用信息

许钧. 2022. 在平凡中追求卓越——高校外语教师职责与外语学科建设［J］. 当代外语研究（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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